前些天，我回廣州參加中山大學80周年校慶，所見所聞，大有感觸。好多問題，大家提出來了，希望我解答。我不是教育部新聞發(fā)言人，但這些問題凸顯了中國大學目前面臨的困境，必須認真面對。先說說到底哪些是大家關(guān)心的問題。
第一，不斷有回來參加慶典的校友詢問校長，我們學校排行第幾？校長明知這種問法不科學，但也沒有辦法，只能盡量挑最好的排名來答復。大家知道，同一所大學，在不同的排名榜上，位置不一樣。不僅校長，各個院系的主任，都說排名給他們造成了很大的壓力。大學排名，如今成了各大學最關(guān)心的問題之一，甚至北大、清華這樣的名校也不例外。
第二，前些天報紙上說，英國的《泰晤士報》推出全球最佳大學排名，北大排名第十七，清華名落孫山。我的第一感覺是，有沒有搞錯，是不是周星馳版？因為，第一，北大沒那么好；第二，清華沒那么差。北大清華，伯仲之間，如果強行拉開距離，那肯定這評判有問題。
第三，2001年，中大校方在校園里發(fā)起關(guān)于“中大精神”的討論，據(jù)說效果很好。大家希望聽聽我的意見，即，你怎么看待這場大討論？
第四，開完慶典會，我順便到一所師范院校演講，談大學精神。開放提問時，有學生希望我談
第五，老同學見面聊天，有幸災樂禍的，也有憂心忡忡的，他們問我：為什么大學老出事？一會兒北大博士生錄取有爭議，一會兒北航招生大舞弊，一會兒南師大女生陪舞，一會兒復旦大學經(jīng)濟學院院長嫖娼。雖然大學畢業(yè)20多年了，但說起大學，他們都有一種青春想像，覺得大學里的教授們應(yīng)該很純潔、很崇高的。怎么現(xiàn)在變得亂七八糟的，這讓他們很難接受。
好吧，就這些。這么多問題，你說該怎么回答？大學到底發(fā)生了什么變化，這是大家都關(guān)心的。下面我就試著略作解釋。當然，好些是說開去，不是直接針對這些提問。
一、關(guān)于大學排名
對于大學排名，我相信，很多大學都是又愛又恨。不同的排名，提供了自由解說的無限空間，你不妨各取所需；但反過來，總有讓你感覺很尷尬的時候。目前中國的大學排名，主要有三類：一、民間的排名，比如廣東管理科學研究院武書連的排名；二、教育部的排名，比如一個月前出臺的一級學科排名；三、外國媒介，比如《泰晤士報》的排名。這其中最滑稽的，還屬《洛杉磯時報》的排名。
前不久，很多報紙都登了這么一則消息，說是美國人評出中國十所“最受尊敬的大學”和十位“最受尊敬的校長”。最受尊敬的十所大學是清華、北大、浙大、復旦、南京大學等，第十名是西安翻譯學院。最受尊敬的大學校長呢，第一名是北大校長許智宏，第二名是西安翻譯學院校長丁祖詒。西安翻譯學院這幾年廣告做得很兇，而且經(jīng)常制造大眾關(guān)注的話題。比如宣稱他們的學生如何“暢銷”，還沒畢業(yè)就被定購一空，而且月薪極高等。后來記者深入調(diào)查，沒那回事?，F(xiàn)在這個排名，同樣使大家很驚訝。清華北大哪個排在前面，大家都能接受，復旦、浙大、南大也都是好大學，但西安翻譯學院怎么可能跟它們并列在一起？這實在讓人震驚。后來，經(jīng)有心人核查，發(fā)現(xiàn)這個“中國最受尊敬的十所大學”排名，是刊登在《洛杉磯時報》的廣告版上，負責排名的“美國50州高等教育聯(lián)盟”，不是美國的教育管理機構(gòu)，而是一個美籍華人今年5月份剛在美國加州注冊的公司。報紙上，除了排名，還有西安翻譯學院的照片。在廣告欄里出現(xiàn)了某所學校的照片，大家紛紛追問，到底是誰花的錢？西安翻譯學院說他們沒花，是人家主動跑來送獲獎證書的；但再一問，北大沒有收到這個證書，清華也不知道他們得獎了（《大學排行榜疑似付費廣告》，《北京晨報》
你問我大學排行榜好不好，這取決于評價標準的設(shè)計，取決于獲得數(shù)據(jù)的方式，也取決于具體操作時是否嚴謹。教育部做一級學科排名，要求各大學填表，算是最認真的了，可也頗多非議。我開玩笑說，以后大學里應(yīng)開設(shè)一“填表”專業(yè)，教導大家如何“恰到好處”地公布各種相關(guān)數(shù)據(jù)。排名根據(jù)各大學填報的表格，可誰來核實這些數(shù)據(jù)呢？這么說來，填表的技術(shù)很關(guān)鍵。當然，表格的設(shè)計更關(guān)鍵。比如，科研經(jīng)費和學術(shù)聲譽，二者各自所占比例的大小。注重前者還是注重后者，決定了北大、清華哪個在前。按國內(nèi)的大排名（即不考慮理工院校和綜合大學的區(qū)別），清華在北大之上；但如果在外國，北大在清華之上。這其實是評價標準設(shè)計的問題。如果像上回公布的那樣，北大文科所占分數(shù)，只等于清華理科所占分數(shù)的四分之一，這就必然出現(xiàn)工科院校排名普遍在綜合大學之上的情況。照這樣算，上海交大、西安交大，中國科技大、華中科技大等，排名都在很多很好的綜合大學之前。這有兩個原因，第一，硬件指標，即國家撥給或企業(yè)資助的經(jīng)費；其次，院士數(shù)目，文科沒有院士，而“著名學者”又不是可以準確把握的概念。綜合大學里的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，你可能人才濟濟，但無法量化為“有效指標”，再加上科研經(jīng)費少，難怪不能跟理工科院校比。
在大學評價指標里，還有一項是學術(shù)聲譽。所謂的學術(shù)聲譽，也就是學界以及社會對于這所大學的認可程度。不靠統(tǒng)計，憑印象、憑直覺、憑口碑來下判斷。相對來說，外國人更看重學術(shù)聲譽，而中國人呢，更相信那些看得見摸得著、可以堂而皇之拿出來的數(shù)字。于是，差異出現(xiàn)了。那個讓北大人歡欣鼓舞的《泰晤士報》大學排名，北大居然名列第十七；在我看來，這是絕對不可能的。據(jù)說，這次排名主要依據(jù)五項指標：第一，國際教師比例，第二，國際學生比例，第三，教師與學生比例，第四教師科研成果的引用——這四個指標，北大都很一般；但第五項指標——學術(shù)聲譽，北大居然高達322分，單項全世界排名第10，一下子提升了北大的排名（《〈泰晤士報〉推出最佳高校排名，北大躋身全球前20名》，《中華讀書?！?/span>
常聽人互相吹噓，說我們學校、我們院系如何了不得，說的基本上不是建筑，也不是儀器，而是著名人物，或者說“名教授”。這個思路，其實是回到了七十年前梅貽琦就任清華大學校長時講的一段話：“一個大學之所以為大學，全在于有沒有好教授。孟子說：‘所謂故國者，非謂有喬木之謂也，有世臣之謂也。’我現(xiàn)在可以仿照說：‘所謂大學者，非謂有大樓之謂也，有大師之謂也。’我們的智識，故有
其實，在此之前20年，即1912年，馬相伯在嚴復辭職后，短暫代理了北京大學校長，在他的就任演說中，也有類似的比喻，只是著眼點不一樣，針對的是大學生：“
二、關(guān)于大學精神
我發(fā)現(xiàn)，現(xiàn)在中國的大學，“大師”難得一見，“大樓”卻都很輝煌，這都是托校慶的福。大學不是不要大樓，而是更需要大師——這樣解讀，才不至于將真經(jīng)念歪。自1998年北大成功舉辦百年慶典以來，各大學的校長們，都懂得利用校慶的機會，好好地樹立自己學校的形象，同時獲得諸多實際利益，包括“大樓”。借助校慶的宣傳，使得學校大名遠揚，這很重要。向內(nèi)，凝聚學生
回到關(guān)于大學精神的話題。那天我到廣州，剛下飛機，就被拉去參加廣東電視臺的“前沿對話”，那是專門為中山大學校慶做的節(jié)目，作為校友，我不能不盡力。事先沒溝通，突然被問及對于2000年中大校園里開展“中大精神”大討論的看法，真的很狼狽。我知道有這么一場討論，也見過那本《凝集中大精神——“中大精神與校園文化建設(shè)”大討論文集》（廣州：中山大學出版社，2001），可說實話，當時只是翻翻而已，并沒認真對待。稍微遲疑了片刻，我做了如下答復：
北大百年校慶的時候，也在討論“北大精神”，我不太贊成這樣的提法。所有的精神都在建構(gòu)中，沒有不變的精神，想用一句話來概括一所大學的精神，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國外著名的學府，哈佛和耶魯?shù)榷加行Ｓ枺疾辉惺裁?span lang="EN-US" style="font-family: ??; ">“哈佛精神”、“耶魯精神”。為什么中國人就喜歡這樣概括？我想，是因為大家都想用一句話，一個口號來記住中大、北大。我可以理解這樣的愿望。
這種討論可以進行，準不準確、能不能概括，都無所謂，關(guān)鍵在于它可以凝聚人心，暢想未來。因此，與其爭辯什么是“中大精神”，不如直面中大目前的現(xiàn)狀，懷著虔誠、期待的心情參與到新的學術(shù)傳統(tǒng)的創(chuàng)造中，這才是最重要的。
這場“南北學者對話”，被在場的記者記錄整理，刊載于
第一，我不太相信能夠用一句話來概括十幾萬人近百年的努力，除非你說的是“愛國”、“民主”、“科學”那樣的大話?？扇绻仙竭@個層面，各大學之間又有什么區(qū)別？北大百年校慶期間，我對這所大學的歷史及傳統(tǒng)有所闡釋，引起某些權(quán)威人士的不滿，于是，校長語重心長地告誡我：講北大，還是要講愛國。我的答復是：這話說了等于沒說，難道其他大學的師生就不愛國？這樣來談?wù)撃衬炒髮W精神，很危險，容易簡單化，而且上綱上線。
不管是“北大精神”，還是“中大精神”，如果真的需要提煉，也應(yīng)盡量避免“定于一尊”的思路。不妨各說各的，百花齊放。因為，用一句話來概括幾萬乃至十幾萬師生幾十年上百年的努力，只能高度抽象，那樣，弄不好就成了另一種校訓。大家知道，“校訓”是主事者對于未來的期待，不是歷史總結(jié)。半年前，互聯(lián)網(wǎng)上曾流行各大學的校訓，我仔細看了，覺得大同小異，文字表達不同，但意思都差不多。很多大學校長及校史專家，都特別愛提校訓，似乎這東西真的就像魔咒，有旋轉(zhuǎn)乾坤之力。在我看來，校訓沒那么重要，它只是表達了一種愿望而已。就像口號，喊得多了，大家記憶很牢靠。至于是否真的在現(xiàn)實生活中發(fā)揮作用，只有天知道。百年校慶期間，我們講了很多“北大精神”，事后，外國留學生問我，是不是中國高等教育比較落后，大學在整個社會生活中占據(jù)了特別重要的位置，大家自我感覺太好，才會以一所大學來命名某種精神。想想不無道理，當每個大學都在努力發(fā)掘并積極提倡自己的“大學精神”時，確實是有點夸張。而且，很容易變成一種變相的政治口號。
第二，我不相信有凝定不變的大學精神。如果說真有“北大精神”、“中大精神”的話，那也是經(jīng)由一代代師生的努力，而逐漸積累起來的。只要大學存在，她就永遠只能是一個未完成時——有大致的發(fā)展方向，但更需要一代代人的添磚加瓦；而后人的努力，必定對原有的方向有所修正。所以，我更愿意說大學傳統(tǒng)，她比大學精神更實在些，也更好把握。而且，一說傳統(tǒng)，大家都明白，那是在培育過程中的，是沒有定型的，還在不斷發(fā)展。 第三，雖然不相信一句話就能說清楚的“大學精神”，但我還是很欣賞關(guān)于“大學精神”的討論。在我看來，這既是在總結(jié)歷史，更是在暢想未來，是一件“可愛”但“不可信”的工作。說“可愛”，是因為此舉可以凝聚人心，珍視傳統(tǒng)，發(fā)奮圖強；說“不可信”，是因為此舉更多地是表達一種愿望，不能作為一個歷史學命題來認真對待。
正因此，北大百年校慶期間，我試圖將關(guān)于“北大精神”的討論，轉(zhuǎn)化為“北大故事”的講述。表面上境界不高，其實大有深意在焉。下面我就來談?wù)劄槭裁匆@樣處理。
三、關(guān)于大學故事
講述大學故事，可以有高低、雅俗之分。1993年，我在日本東京大學做研究的時候，翻閱了好些東京大學百年校史資料，也讀了其他各國大學校慶的出版物，對此很感興趣。幾年前，我的《北大精神及其他》（上海文藝出版社，2000）出版，因其中談及我對校慶出版物的興趣，不斷有相識或不相識的朋友給我寄此類東西；上海有位朋友，還專門幫我收集世界各國大學的校慶紀念郵票。這當然是后話了。
北大百年校慶期間，我編了《北大舊事》（北京：三聯(lián)書店，1998），寫了《老北大的故事》（南京：江蘇文藝出版社，1998），其共同特點是，將我所理解的北大傳統(tǒng)，或者說北大精神，借助老北大的人物和故事呈現(xiàn)出來。這種編撰策略，效果不錯，于是，江蘇文藝出版社緊接著組織了一套“老大學故事叢書”；而遼海出版社的“中國著名學府逸事文叢”、四川人民出版社的“中華學府隨筆”叢書，還有好多談?wù)摯髮W的叢書，也都是這個路數(shù)。這幾年，談?wù)摯髮W的書籍，紛紛從硬邦邦的論說與數(shù)字，轉(zhuǎn)向生氣淋漓的人物和故事，跟我的“開風氣”之作，不無關(guān)系。以致現(xiàn)在各大學編校慶讀物，都會格外關(guān)注“大師”的表彰，以及“大學故事”的講述。可以這么說，此舉起碼讓大家意識到，大學不是一個空洞的概念，而是一個知識共同體，一個由有血有肉、有學問有精神的人物組成的知識共同體。關(guān)于大學歷史的講述，不一定非板著面孔不可，完全可以講得生動活潑。從“故事”入手來談?wù)?span lang="EN-US" style="font-family: ??; ">“大學”，既懷想先賢，又充滿生活情趣，很符合大眾的閱讀口味，一時間成為出版時尚。可書一多，魚龍混雜，做濫了，也會討人嫌。
回過頭來，看看那些關(guān)于大學研究的著作，比如2001年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“漢譯世界高等教育名著叢書”，共十二種，除了約翰•亨利•紐曼的《大學的理想》稍微涉及人物，其他人講的，大都是大學該如何管理這樣的問題。就學校的組織及管理者來說，他們會覺得，我這個研究，雖然也有意思，但不算教育學。好在我也不想擠進教育學家的行列，我講的是人文，涉及文學、史學、教育等。換句話說，我理想中的教育，不是專業(yè)化的、只能由教育學家說了算的“小教育”，而是所有知識者都必須面對的、也都有權(quán)利插嘴的“大教育”。我希望做人文研究的，還有做其他專業(yè)研究的學者，都來關(guān)心教育問題，介入到當代中國的教育改革里面來。這兩年，也有不少教育學教授認可了我的研究，說我的文章寫得有趣，不像他們談教育管理、教育經(jīng)濟的那樣堅硬。不僅僅是文章有趣，希望有一天教育學家也能同意：“大學故事”同樣可以成為大學史乃至教育學研究的課題。
我這樣提問，希望你們不會覺得突兀：在大學里，誰最關(guān)心、而且最能影響大學傳統(tǒng)的建構(gòu)以及大學精神的傳遞？是管理者，還是大學生？我認為是后者。如果承認學生們在承傳大學精神的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的話，你就能體會到我所講的大學故事的重要性?，F(xiàn)在很多大學都建立了校史館（室），校方有意識地建構(gòu)歷史、表彰自己的光榮傳統(tǒng)。但真正的校史教育，不是靠校長、院長、系主任來講的；真正承當如此重任的，是學生宿舍里熄燈后的神聊。這種頗具學術(shù)色彩的聊天，沒人強制，純屬自發(fā)，帶有自娛性質(zhì)，但褒貶之間，大有講究。在我看來，所謂的大學精神、大學傳統(tǒng)，很大程度上是靠這種“神聊”而得以延續(xù)的。任何一所大學，都有屬于他們自己的故事，這些故事，真真假假，虛虛實實，在流傳過程中，被賦予了很多感情色彩。大學四年，即便沒有專門的校史教育，單是這些口耳相傳的故事，也能讓你對這所學校有所了解，有所認同。假如你在首師大、華師大或北京大學念了四年書，還沒聽到過此類有趣的故事，要不是學校太刻板，要不是你讀書太不靈活。
這些校園里廣泛流傳的故事，比那些確鑿無疑的口號、校訓更實在，也更有用。它經(jīng)過一代代教師學生的選擇、淘洗以及再創(chuàng)造，必定有其存在的道理。說“再創(chuàng)造”，那是因為，大學的故事，日夜都在生長，都在起伏與變形。我在北京大學教了20年書，經(jīng)常有學生問，老師，聽說你有什么什么事情，是真的嗎？我說我不知道，你講給我聽聽。不能說毫無蹤影，但想象發(fā)揮的成分很大。如今，我們也成了學生編造故事的對象。我相信，這些故事，日后有少數(shù)傳下去，絕大部分則很快被遺忘。其實，常被提及的關(guān)于蔡元培、陳獨秀、胡適、魯迅、周作人、錢玄同、黃侃等人的故事，也都是這樣產(chǎn)生并傳播開去的。人的“記憶”并不簡單，有很大的選擇性，我們只記得我們愿意記得的。我做校史研究時，發(fā)現(xiàn)了一個有趣的現(xiàn)象，所有校園里廣泛傳播的故事，都有影子，但都不太真實。如果沒有影子，胡亂編，傳不下去；編一個跟這人性格完全相反的故事，更傳不下去。別小看“口耳相傳”，就像民間文學一樣，它也有一套自我保護以及甄別真?zhèn)蔚募记?。傳得下去的故事，往往是跟我們所認定的這所大學的傳統(tǒng)比較吻合，也跟這個人物的性情比較接近?；蛟S形不似，但神似。所以，每當人家要我講什么是“北大精神”時，我總是掉轉(zhuǎn)話頭，給他們講幾個北大的故事。聽完故事，學生明白了。明白什么？
常有人要我舉一個例子，最能體現(xiàn)北大特點的，那種情況下，我通常舉蔡元培。今天我們紀念蔡元培的時候，會強調(diào)他執(zhí)掌北大十年的各種貢獻，比如扶持新文化運動，還有他在北大組織進德會等。除此之外，我特別關(guān)注他的一個觀念：“循思想自由原則，取兼容并包主義。”所謂兼容并包，就是對不同學術(shù)思想、不同政治立場的人，同時包容。關(guān)于這個問題，大家可能記得辜鴻銘的故事，還有林紓的故事。雖然“逸事”與“正史”之間，有不小的縫隙（參見《老北大的故事》28—36頁，江蘇文藝出版社，1998），但大致的精神沒錯。另外，他請沒上過大學的梁漱溟到北大來教書，也是大家樂于傳誦的。這些事情，體現(xiàn)了一個大學校長“不拘一格降人才”的胸襟，這也是大學之所以為“大”的原故。一定要說北大和其他大學有什么區(qū)別，那就是包容性比較大，包括對各種各樣“主義”的提倡。今天我們提到新文化運動，往往只強調(diào)“新”的一面，尤其突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。其實，當時各種各樣的學術(shù)思潮、政治思潮同時在北大出現(xiàn)，任由學生自主選擇。大學不同于中學，就在于它提供了多種選擇的可能性；通過自由競爭，有一些被淘汰，有一些留下來，就在這選擇的過程中，學生成長了。盡可能讓學生們接觸各種各樣的思想學說，這是大學的任務(wù)。像這種“不拘一格降人才”的故事，在北大很多，而在蔡元培校長身上體現(xiàn)得尤為突出。所以，我認為圍繞
現(xiàn)編的故事也好，流傳久遠的傳說也好，學生們聽了，明白其中的奧秘，這就行了。有趣，耐讀，讓人浮想聯(lián)翩，雖然不能完全證實，但這樣的故事和傳說，對于一所大學來說，不是可有可無，而是很重要的文化財產(chǎn)。當然，講述大學故事，必須經(jīng)得起聽眾的考驗，不能做成純粹的廣告。在這一點上，我相信“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”。不是所有的大學都能編出有趣而且傳神的故事。對于大學而言，積累資產(chǎn)，積累大樓，積累圖書，同時也積累故事。對于一所歷史悠久的大學來說，“積累故事”其實很重要。因為，這是一代代學生記憶里最難忘懷的。幾十年后，諸位重新聚會，記得的，很可能是一些無關(guān)緊要的瑣事，以及校園里有趣的人物，而不是老師們講授的具體課程。在《關(guān)
各種有關(guān)大學的書籍，都會涉及到大學史上的著名人物；但有一點，我說的這種“音容笑貌”，這些有趣的故事，大都屬于已經(jīng)去世的，或早已退休的。我們這一代學者，有沒有故事值得你們傳頌，這對我們來說，是個嚴峻的考驗。北大百年校慶的時候，我曾大發(fā)感慨：我們這代人，因為自身的努力，也因為時代的關(guān)系，可能留下一些比較精彩的專業(yè)著作；但能不能像我們的長輩那樣，同時也給大家留下一批美麗的傳說，以及有趣的故事，這一點我沒把握。當年我進北大，在未名湖邊散步，人家給我指點：這是朱光潛，那是王力，這是吳組緗，那是王瑤。不好意思跟他們閑聊天，只是湊上去，點點頭，表示敬意，然后很知趣地走開。雖然接觸不是很多，但未名湖邊總能見到他們的身影，更何況校園里流傳著很多關(guān)于他們的故事傳說，我們覺得，跟他們離得很近。請記得，我們進入大學，既讀書，也讀人，讀那些我們心存敬畏與景仰的師長。再過幾十年，未名湖邊還有沒有這樣動人的故事在流傳？再過幾十年，今天這些頂著各種“偉大”頭銜的教授們，能否給學生們留下一些值得永遠追懷的故事？如果沒有，那就是現(xiàn)在的教育者未能盡到責任。
談?wù)摯髮W故事，我在很大程度上關(guān)注的是人。下面，就讓我們轉(zhuǎn)入大學教授的話題。
四、關(guān)
大學校園里的故事，大多屬
接下來的問題是，哪些大學教授常被追憶？哪些大學教授盛產(chǎn)傳說與故事？在我的印象里，最容易被傳頌的，是人文學科的教授。本來，現(xiàn)代大學和古典書院最大的不同，在于自然科學知識；現(xiàn)在學校評比、算硬件的時候，也是理工科的教授最重要。可一旦轉(zhuǎn)化評價體系，不從量化的角度，而從故事的角度著眼，
沒錯，被記憶的，不一定就是學校里最優(yōu)秀的教授。換句話說，當我們在傳誦某教授的故事時，其實是有選擇的，這跟我們對這所大學的“性格”的理解有關(guān)系。我選擇了某一類型的傳說與故事，代表著我欣賞這所大學的某一側(cè)面。這種言說策略，確實跟校史專家不一樣。換句話說，喜歡傳播大學故事的人，其實心里有自己的喜怒哀樂，也有自己的愛憎，借選擇故事表達自己心目中的大學精神。傳什么，不傳什么，大有講究。所以，現(xiàn)在流傳廣泛的北大傳說、北大故事，過濾了很多原本存在但不被大家欣賞的東西。在這個意義上，大學故事不是大學的真實歷史，更像是我們希望這所大學成為的那個樣子。北大、清華的故事，大家都很熟悉，下面我舉一兩個大家比較生疏的例子。
前年秋冬，我在臺灣大學講學，最讓我感動的，是這么兩個教授的故事，一個是傅斯年，一個是臺靜農(nóng)。傅斯年以前在北大讀預科和本科，1919年畢業(yè)后赴歐留學，1927年歸國，以后長期擔任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，1945年代理北大校長。國民黨潰敗到臺灣，他當了兩年臺灣大學的校長。為了意識形態(tài)需要，國民黨政府整肅教育，傅斯年以他當時的地位努力抵抗，大聲疾呼，保持學術(shù)的獨立。1950年12月，他在參加臺灣省參議會，跟人爭論大學獨立，拒斥政府對大學的改造時，說到激動處，腦溢血當場去世了。臺大校園里，常常被人提及的大學校長，就是傅斯年。臺大校園里，有紀念傅斯年的傅園，在主校區(qū)辦公樓前還建了一個懸掛傅鐘的亭子。這是臺大學生政治性集會的地方，也是其爭取民主的象征?，F(xiàn)在臺灣的狀態(tài)很不樂觀，但年輕的學生說起他們的老校長，依然會很激動。
傅斯年以外，我想談?wù)勁_靜農(nóng)。早年跟魯迅有較多交往的臺靜農(nóng)，后來到了臺灣，成為著名的雜文家和書法家。臺先生在臺大中文系教了幾十年書，影響很大。讓我感慨不已的是，多少年過去了，真的是斗換星移，可臺大學生仍還記得他。最近，學生們在他們自己的網(wǎng)頁上貼了一篇文章，那是
1940年代，梅貽琦寫了一篇很好的文章，叫《大學一解》，其中有這么一段話：“古者學子從師受業(yè)，謂之從游。孟子曰：‘游于圣人之門者難為言’，間嘗思之，游之時義大矣哉。學校猶水也，師生猶魚也，其行動猶游泳也，大魚前導，小魚尾隨，是從游也，從游既久，其濡染觀摩之效，自不求而至，不為而成。反觀今日師生之關(guān)系，直一奏技者與看客之關(guān)系耳，去從游之義不綦遠哉！”大學就像大海，老師和學生都是水里的魚，小魚跟著大魚游，游著游著，也就變成了大魚。正是在從游的過程中，學生們通過借鑒，理解，模仿，而最終成才。但現(xiàn)在的師生關(guān)系，更像是教授們在表演，學生們在觀看演出。時間到了，學費付了，通過考試，獲得一張文憑，就這樣，完了。老師和學生之間，只是一個販賣知識與購買知識的關(guān)系。這，去古人“從游”之義遠矣。
剛才說了，老同學見面，不斷有人追問我，現(xiàn)在大學怎么回事，為什么老出事，而且清一色都是丑聞？他甚至說：“看來，素質(zhì)教育要
30年前，我在粵東山村插隊，當民辦教師。有一次到公社開會，書記這樣鼓勵我們：“好好干，做好了，提拔你來鎮(zhèn)上當售貨員。”1993年，為了到瑞典參加國際學術(shù)會議，我寫過一篇《當代中國人文學者的命運及其選擇》（現(xiàn)收入《當代中國人文觀察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2004），其中提到，當年北京市出租車司機的收入約為大學教師的八到十倍。每次出門乘車，總有司機問我收入，然后充滿同情地說：國家對不起你們??！我在講臺上暢談五四時期眾多同情人力車夫的詩文，實在有點哭笑不得。現(xiàn)在，“腦體倒掛”的現(xiàn)象，基本上解決了。比起勞工階層，大學教師不好意思再哭窮了。但又有新的問題出現(xiàn)。
每年新生入學，我都得代表文學專業(yè)的教師，前去講話。那一年，記得是在昌平園區(qū)，有新生提問：老師，你那么聰明，難道沒有更高的追求，就甘心一輩子教書？我當時急了，慷慨陳辭大半天，博得一陣陣掌聲。事后那學生找我，說他原本考經(jīng)濟系，是第二志愿進的中文系，父母擔心他將來畢業(yè)沒出路，只
這里牽涉中國人對待學術(shù)的態(tài)度。
兩個多月前，我曾應(yīng)邀到耶魯大學做學術(shù)演講，那里的朋友告訴我，校方本想要著名歷史學家史景遷（Jonathan Spence）當副校長，但被他謝絕了。大家都說他很聰明。因為，只有這樣，才能潛心著述，對人類做出更大的貢獻。要是在中國，我不知道有多少學者能抵擋得住這樣“致命的誘惑”。
先是金錢的壓力，后是名位的誘惑，對
五、關(guān)于師道尊嚴
關(guān)
1901年，因政見不同，章太炎給他的老師俞樾寫了篇《謝本師》。這里的“謝”，是拒絕、辭別的意思，不是感謝。后來章太炎的弟子周作人，也因意識形態(tài)關(guān)系，寫了《謝本師》。抗戰(zhàn)期間，周作人落水當了漢奸，他的學生又寫了《謝本師》。這是中國現(xiàn)代文學史上很有名的三篇《謝本師》，之所以有名，是因為這種做法，代表了現(xiàn)代中國教育的一個特點——尊重真理勝過尊重師長。“吾愛吾師，吾更愛真理”。這確實是現(xiàn)代中國的一個特點，很多人都表示激賞。但我想提供另外一個思路，即章太炎的另一個弟子魯迅，他是如何處理師生關(guān)系的。
根據(jù)許廣平回憶，晚年魯迅對章太炎其實很不以為然，因其提倡復古。但即使這樣，魯迅提到章太炎的時候，依然非常尊崇，總是稱“太炎先生”。而對章太炎晚年的行為，也能作出公允的評價——既有批評，但不改敬意。
9日，魯迅去世。這兩篇文章，都是對太炎先生曾經(jīng)給予他的積極影響表示感激，對太炎先生在革命史上的意義表示贊賞，雖然也對他晚年的一些行為表示不以為然。在私人通信里，魯迅說得更明白。
老一輩看待師弟之間的關(guān)系，自有其尺度，如何拿捏，端看個人修養(yǎng)。鄧云鄉(xiāng)寫過一篇《知堂老人舊事》，很值得玩味。文章說，周作人抗戰(zhàn)中當了漢奸，很不光彩，可當年的一些“上過偽學校當過偽學生的”，對師長落井下石，為
回到鄧云鄉(xiāng)的文章。周作人當年因漢奸罪，被判刑，學生中有落井下石的，也有的不是這樣，比如大弟子俞平伯。周作人有四大弟子：冰心，俞平伯，廢名，江紹原。特別是俞平伯，抗戰(zhàn)中同樣留在北平，沒有撤出去。他們經(jīng)常見面，但周作人從來沒有勸俞平伯到日本人控制的北京大學去講點課，雖然他們私人關(guān)系很好。抗戰(zhàn)結(jié)束后，周作人被抓進監(jiān)獄，這時候，俞平伯出面寫信給當時的北大校長胡適，講周作人的“學問文章與其平居之性情行止”，也講其落水后“對敵人屢有消極之支撐”，同時自責艱難時刻“不能出切直之諫言”，“深愧友直，心疚如何”（參見《胡適來往書信選》下冊71—73頁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0）。這封陳情信，是舊日弟子對于走了彎路的師長的關(guān)懷與理解。鄧文稱，一個學者在為人上，在學問上，在大節(jié)上，有時候并不一致，在大動蕩的年代里，有可能失足，這個時候，弟子對師長一輩的失誤，應(yīng)多點理解的同情。如此談?wù)搸煹苤g的情誼，值得我們關(guān)注。
這里說的是師生之間在學問之外的關(guān)聯(lián)，或者說情感上的糾葛。而我感慨的是，這種師生情誼，越來越淡泊?，F(xiàn)在的情況是，師生之間，下了課，視同陌路人。錢穆在《現(xiàn)代中國學術(shù)論衡》里有一段話講得很精辟：“西方人重其師所授之學，而其師則為一分門知識之專家。中國則重其師所傳之道，而其師則應(yīng)為一具有德性之通才。”西學東漸，新式學校興起，整個大學教育，都是按照西方人的思路，其特征是注重知識的傳授，而不太注重人格的修養(yǎng)。“一校之師，不下數(shù)百人，師不親，亦不尊，則在校學生自亦不見尊。所尊僅在知識，不在人。”（《現(xiàn)代中國學術(shù)論衡》162、168頁，長沙：岳麓書社，1986）這么做，好處是走出了過去十分嚴格的師道尊嚴，壞處是我們看待教師，只剩下了專業(yè)知識。
記得是兩三年前，有一次，我應(yīng)邀到南方一所大學演講。那天剛好是教師節(jié)，在飛機上，我正在讀利奧塔寫的《后現(xiàn)代狀態(tài)》。書里說到，在后現(xiàn)代社會，教師這個職業(yè)有可能會消失。因為，我們可以選擇一個標準的最佳狀態(tài)的教授，錄制他的演講，通過遠程教學的方式傳播。這樣，既不會出錯，又很精彩，這比我們今天這些高高低低的教師要好得多。假如此說成立，那么，一個專業(yè)一兩個教師就夠了，其他人趕緊改行。讀到這里，我出了一身冷汗。后來，我想通了，這根本做不到，不是因為技術(shù)手段，而是因為老師在學校里的工作，不只是傳授知識，還有充當大魚，讓小魚在后面跟著游的作用。更不要說什么因材施教，因地制宜等。我曾經(jīng)說過，當老師很難，站在講臺上，必須照顧到班上所有學生的趣味和目光。我的經(jīng)驗是，眼睛看到第七排的學生（最好是男生，不要女生），這個時候，所有的學生都覺得你在看著他。課堂上顯示的，不止是你的聲音，也包括你的姿態(tài)，你的神情，還有你的心境。你需要跟學生溝通。有時講課效果好，有時不好，關(guān)鍵在于和學生有沒有交流。可以這么說，每一次成功的講課，都是師生共同完成的。這是有教學經(jīng)驗的人都能領(lǐng)會到的。老師之于學生，不止是具體知識傳授，還有日常生活中的人格修養(yǎng)。就算是知識傳授，也必須通過溝通和對話才能實現(xiàn)。在這個意義上，老師這個職業(yè)，在我看來，沒有消失的可能性。諸位作為師范大學或教育院系的教師和學生，我相信你們和我一樣，會對這個職業(yè)充滿信心。
但是，隨著現(xiàn)代科技的發(fā)展，隨著師生間距離的拉大，我有點擔心，韓愈《師說》表達的那種理想，很難再出現(xiàn)。記得1920年代中期，梁啟超應(yīng)邀到清華學校講課，希望把他想象中的教育理念，落實到現(xiàn)代大學里面去。他希望跟學生們有更多的直接交流，能夠以自己的人格力量來影響學生?？芍v了幾年課，梁啟超說自己失敗了。上課開口，下課走人——他當時住在天津，每星期和學生也就見一兩次面，無法深入交談。這種狀態(tài)，和他當年在廣州萬木草堂跟康有為念書，完全不一樣。傳統(tǒng)中國書院的教學方式，是師生在一起共同生活，這種教育狀態(tài)，現(xiàn)在已經(jīng)不存在了。
回到教育史的問題，晚清以降，歐風美雨，西化最明顯的，是大學制度。我們在政治、軍事、經(jīng)濟上也學西方，但學得不徹底。唯有大學學得最像，甚至
西方教育體制，確實有很多比我們好的地方，特別是精密的科學試驗、系統(tǒng)的課程建設(shè)，比傳統(tǒng)中國書院好得多。但接受了西方的教育體制后，傳統(tǒng)中國書院中那種融洽的師生關(guān)系，包括對師長很高的道德要求等，都沒有了。我們現(xiàn)在只要求，能寫論文，能講課，這就是好教師；這跟古代“師者，所以傳道授業(yè)解惑也”的設(shè)想，差別太大了。我想象中的大學教授，除了教學與研究，還必須能跟學生真誠對話，而且，有故事可以流傳，有音容笑貌可以追憶。我相信，我們的科研經(jīng)費會不斷增加，我們的大樓會拔地而起，我們的學校規(guī)模越來越大，我們發(fā)表的論文也越來越多；我唯一擔心的是，我們這些大學教授，是否會越來越值得學生們欣賞、追慕和模仿。
（筆者曾以類似題目，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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