徐明成短篇小說集《艷陽高照》出版
2013-04-25 11:08:10 發(fā)布者:phpcms 來源:校園文叢編委會
我是一個教育工作者，但因愛好文藝，大部分時間都徘徊于教書育人和文學創(chuàng)作的接壤地帶。這種狀況，導致兩方面的事情都沒做好。靜夜思之，鄙人不能無憾焉。
現(xiàn)在想來，像我這樣一個智力平平的人，在人生的舞臺上，只能像捕食羚羊的非洲獵豹，認準目的物，緊追不舍；或者像掛高帆弄大潮的艄公，一旦鎖定目的地便勇往直前，決不留戀岸邊的小花小草……以上這些，雖是鄙人內(nèi)心世界的外顯，然而，似乎又有著一點兒說教的意味。倘若果真如此，那么，在聰明的讀者面前，這種說教猶如一個老姑娘試圖教導以色列的母親們?nèi)绾晤I孩子一樣可笑??！
我出生在農(nóng)村，初中畢業(yè)前，連縣城都未進過；讀高中時雖然進了縣城，但每逢節(jié)假日，大都還回到鄉(xiāng)下。大學畢業(yè)參加工作之前，曾到農(nóng)村“接受貧下中農(nóng)再教育”，參加工作后又在一所農(nóng)村中學任教三年。此后雖然大多數(shù)時間生活在城市里，但仍時常回家看望父母及兄弟姐妹。因此，用季羨林先生的表達方式來說，那就是，無論對農(nóng)村生活還是城市生活，我都不敢說不了解（季羨林先生的原話是：對于外語，我也不敢說自己是外行）。或許正因為如此，我在作品里既寫到農(nóng)村生活，也寫到城市生活。但是現(xiàn)在看來，這兩方面的生活都寫得不深不透。究其原因，主要是由于我漂浮在生活的表面，無法使自己手中的筆像地質鉆機那樣突入生活的深層，反映生活的本質。
如前所述，本職工作與文學創(chuàng)作之間的矛盾，曾經(jīng)長期困擾著我。這種困擾，有一次竟然體現(xiàn)在堪稱“典型”的環(huán)境里。
那是1982年10月底，我接到《萌芽》編輯部一位編輯（恕我不敬，因年深日久，那位編輯的名字我已記不清，印象中是一位女編輯）的來信，對我寄去的小說稿件《彎不下來的手指頭》稱贊有加，告知我該刊將在11月號發(fā)表。在同一封信中，那位編輯還告知，《萌芽》將要出版“小說專號”，希望我盡快給編輯部寄稿。很明顯，這已經(jīng)帶有“約稿”的性質。接信后，我自然十分高興。然而，我當時正在焚膏繼晷地為江西教育出版社趕寫一部語文教學參考書，該出版社催逼得很緊，責任編輯何式儀三天兩頭地給我寫信，要我“盡快脫稿”。在那種情況下，我實在抽不出時間寫小說，只得率爾操觚，給編輯部寄去一篇至今還令我臉紅心跳的小說稿件，結果可想而知。我堅信，當時如果花上一兩個月時間，“磨”一篇小說，一定不會使編輯失望。時隔幾年，我方知當年的選擇沒有錯—— 因為出版了那本教學參考書，我這個“通房丫頭”被有關部門“收房”為“如夫人”（錢鐘書先生戲稱無職稱的教員為“通房丫頭”，有副高職稱的教員為“如夫人”）。如果置教學參考書于不顧，埋頭寫小說，哪怕像巴爾扎克那樣寫出九十多部皇皇巨著，評職稱時，評委們也會以“不是論文”而悉數(shù)退回。
時至今日，我喋喋不休地重提這一往事，意在希望有關部門在今后的“評職”工作中，力求扭轉“重理論，輕創(chuàng)作”的傾向，為愛好并從事文學創(chuàng)作的老師們網(wǎng)開一面。毫無疑問，這樣做，對進一步繁榮我國的文學藝術必將大有裨益。
文學和科學是諾貝爾的兩大精神支柱。他對文學的愛好與他對科學的愛好一樣，是始終如一的。在他看來，自然科學所征服的是未來人類幸福的建筑材料，文學的理想主義則是促進人類幸福的源泉。諾貝爾不僅喜歡閱讀文學作品，而且化費過大量時間進行文學創(chuàng)作，先后寫過詩歌、小說和戲劇。他在遺囑中設立文學獎，與他對文學的興趣是分不開的。從諾貝爾對文學的重視程度來看，我們也沒有理由“重理論，輕創(chuàng)作”。
本書在出版過程中，承蒙多方襄助。大學時代的同窗學友韓樹俊，早在一年前我到家在蘇州的子女身邊小住時，就積極主張我出書，爾后又從百忙中為本書聯(lián)系出版事宜、幫我審閱書稿。陶洪仁先生曾徹夜不眠，為我修改、打印書稿，并提出好多建設性的意見。責任編輯劉鳳閣先生一絲不茍的工作作風，令我感佩交并。拙著告竣之際，鄙人不知該以何言辭鳴謝也。
文學大師們的作品是宏偉壯麗的大廈，拙著則是低矮逼仄的茅屋。寒舍門前，倘有童心未泯的讀者留步，甚或進屋一觀，吾乃夙愿得償，復無他求矣。
2009年9月于淮陰師范學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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