楊沫之名與《青春之歌》緊密相連，對其人或譽或毀，皆與此作品有關(guān)?！肚啻褐琛访\多舛，浮浮沉沉，或消或息，至于今天。這部作品的命運甚至比這部作品本身更有意思，透析這部作品的沉浮或更可理解文學，更可了解時代的變遷。

　　1958年，《青春之歌》出版，反響不一。楊沫在日記中密切關(guān)注著《青春之歌》出版之后的各方反應(yīng)與動態(tài)情況。譽之者有之。她記錄道：“近日接到了讀者的一些信及報上(《中國青年報》《人民日報》《讀書月報》及黨中央宣傳部出的《宣傳動態(tài)》等)都載有關(guān)于我的小說的評論或介紹，一般都是好的。”(1958年3月18日日記)又說，“海默寫信給我說：周揚同志在最近召開的文學評論工作會議上講話說：‘最近有三部好作品出現(xiàn)：一是《林海雪原》，一是《紅旗譜》，一是《青春之歌》’。”(1958年4月23日日記)這兩條日記，一說主流媒體(包括宣傳部的《宣傳動態(tài)》)評價較好，一說周揚評價較好。楊沫又說“《青春之歌》普及本已出來，印了30萬冊。昨天回家又見到了一種一元二角錢的本子，印了10萬冊?？傆嫛肚唷窌殉隽?1萬冊了。數(shù)量不少，還經(jīng)常接到讀者的贊揚信。”(1958年8月20日日記)這條日記則說書印數(shù)很多，大眾反響較好。

　　非議者亦有之。工人郭開批評《青春之歌》小資產(chǎn)階級情調(diào)過分濃厚，引發(fā)了討論。楊沫對此亦密切關(guān)注，她記錄道：“從一月份起北京電子管廠的郭開同志在《中國青年報》上發(fā)表了對《青春之歌》的評論文章后，近一個多月來，《文藝報》和《中國青年》都展開了對《青》書的評論和討論，熱鬧得很！許多人都不同意郭開的意見。最后由茅盾同志寫了結(jié)論性的文章。”(1959年2月28日日記)在一次討論會之后，楊沫又記錄道，“郭開開始表現(xiàn)茫然不知所措，后來他發(fā)言時，又大大出乎我的意外。他說寫那篇批評《青春之歌》的起因，是有個記者參加他們單位召開的《青春之歌》座談會時，有些老工人對《青春之歌》里許多地方談戀愛，尤其對林道靜和幾個男人談過愛情不滿，提了些意見。那個與會記者過了幾天就給他打來電話，叫他把老工人對《青春之歌》的意見寫成文章，給予發(fā)表。郭開說他開始沒有答應(yīng)，因為他從來沒有寫過批判文章，不知怎么寫?？墒悄俏挥浾邘状握宜?，說反映老工人對《青春之歌》的意見很重要，這是工人階級的聲音，一定叫他寫，而且可以幫助他寫……于是有了那篇批判文章的出現(xiàn)。”(1959年1月29日日記)

　　雖然，茅盾、何其芳等著文評論，一錘定音，充分肯定了《青春之歌》，但楊沫依然心有余悸，她在日記中寫道：“什么人非叫他寫這樣的文章呢？他說的又似乎是真話。我不安的思索起來。”最終，楊沫采納了郭開的許多意見，對《青春之歌》作了修改，1959年再度出版。楊沫說：“修改本和出版本比較，有許多地方不同。改得究竟如何，我自己還不敢肯定，還有待廣大讀者的檢驗。但是，在主觀上我曾經(jīng)極力改正初版本所發(fā)現(xiàn)的缺點和錯誤，并設(shè)法彌補某些不足之處。其中改變最大的，是增加了林道靜在農(nóng)村的七章和北大學生運動的三章。而這些變動的基本意圖是圍繞林道靜這個主要人物，要使她的成長更加合情合理、脈絡(luò)清楚，要使她從一個小資產(chǎn)階級知識分子變成無產(chǎn)階級戰(zhàn)士的發(fā)展過程更加令人信服，更有堅實的基礎(chǔ)。”(楊沫《再版后記》)

　　這是《青春之歌》出版之后的第一次波折，期間雖有批判之聲，但以褒揚為主。

　　雖然楊沫修改了《青春之歌》，力圖使林道靜的轉(zhuǎn)變更為合情合理。但是，事情又起了變化。幾年之后，郭開再度開火，又出來批判楊沫。“‘文革’爆發(fā)，郭開成了有名的造反派，他于1967年4月15日在北影批毒聯(lián)絡(luò)站主辦的《工農(nóng)兵電影》上發(fā)表批判文章《揭穿一個極其險惡的大政治陰謀——堅決批判〈青春之歌〉及其黑后臺》，并在北京電子管廠召開17萬人的批判大會，蔣南翔、陸平都被拉上臺批斗。‘文革’期間，北京市文聯(lián)的負責人是著名作家浩然，他心地善良，不肯傷害同志，為楊沫開脫。郭開竟找上門去，揪浩然的脖領(lǐng)子。這是個不甘寂寞的人，是政治廣場上的風云人物。”(參見靜廬閑人的博文《此郭開即彼郭開》，此文考證了《西藏之水救中國》中的民間水利專家郭開即是批判楊沫的郭開)關(guān)于這段歷史，楊沫亦說：“還是那位郭先生，又起來發(fā)難。這次《青春之歌》的罪名是‘為劉少奇、彭真樹碑立傳’的特大毒草；接著全國有200多種小報，有無數(shù)次的批判會，對它‘口誅筆伐’。它成了‘文革’中受批判的最重的‘大毒草’之一。”(楊沫《新版后記》)楊沫這一階段的處境和遭遇，老鬼在《血色黃昏》當中也提及。老鬼赴內(nèi)蒙插隊，被打成反革命，一度身陷囹圄，而楊沫自身難保，故亦一度愛莫能助。

　　這是第二次波折，楊沫被“打倒”，《青春之歌》被當作“大毒草”。

　　然而，《青春之歌》的浮沉依然沒有結(jié)束。20世紀70年代末，楊沫平反，出來工作，曾任全國人大常委。1977年，《青春之歌》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再推出新版，情況似乎有所好轉(zhuǎn)，《青春之歌》翻身，評價上升，由“大毒草”又變成了香草。

　　但世易時移，當前對此書的評價卻較低，非議之聲也較大。有的中國當代文學史著作，對此書竟置之不理，一字不提。年輕一代作家，對此書嗤之以鼻(今年5月，我赴長沙開會，和幾位同齡作家聊天，有人談及《青春之歌》，不屑之態(tài)躍然)。某些評論家也對此書評價較低，屢屢批評楊沫趨時附勢。《青春之歌》中的正面人物在今天被嘲笑；反面人物卻變成了正面人物。“余永澤”在1980年代成為新的“時代英雄”，譬如徐遲的《哥德巴赫猜想》即受到推崇，不問政治、專心科研、只專不紅的陳景潤成為新時期的“新人”。余永澤的原型人物，一度被嘲諷、非議，現(xiàn)在卻成為了高人、逸士，受到許多人的推崇，他的作品被很多人模仿?！肚啻褐琛匪械暮m，在20世紀90年代亦逐漸大紅大紫起來。甚至楊沫本人在20世紀80年代作《站在八十年代的地球上》等，力挺劉亞光，亦是她根據(jù)時代變化所做出的再度調(diào)整，可惜她所選中的人是錯的，其能量錯用，落了個沒趣，形象亦受到損害。

　　《青春之歌》之所以浮沉如此，乃由于其內(nèi)容?！肚啻褐琛冯m然寫得很長，人物很多，修改之后敘述很圓滿，但一言以蔽之，這是一部關(guān)于抉擇的書。首先是楊沫本人的抉擇，也是彼時許多人的抉擇，亦是國家的抉擇，所以該書剛出版時能夠引起共鳴。所以，很多年之后，一些人對于當年他們的抉擇已經(jīng)隔膜，故鮮再有共鳴。

　　楊沫的經(jīng)歷雖然相對復(fù)雜，但思想相對清晰，《青春之歌》就是其經(jīng)歷和思想的共同反映。楊沫出生于1914年，是中產(chǎn)之家的女兒。初中時，她為了反抗包辦婚姻而離家出走。這是典型的“五四”時期做法，甚至可以說，早年的楊沫就是五四的產(chǎn)兒。這些都投射到了林道靜身上，只是她將林道靜設(shè)計為雖長在資產(chǎn)階級之家，但卻是農(nóng)民的女兒，她和她的媽媽都是被侮辱與損害的。面對包辦婚姻，楊沫自述“我當時已讀了不少‘五四’后反對包辦婚姻、爭取個性解放的小說，尤其馮沅君的小說《隔絕》對我影響更深。”《隔絕》是一部表現(xiàn)反抗包辦婚姻的小說，其中有一句宣言“生命可以犧牲，意志自由不可以犧牲，不得自由我寧死。人們要不知道爭戀愛自由，則所有的一切都不必提了”，對青年人確實有著激勵作用?！肚啻褐琛返那鞍氩糠志褪恰陡綦x》的翻版，其實也是《娜拉》《終身大事》等小說的翻版。林道靜為了反抗包辦婚姻，追求個人自由離家出走，碰到了余永澤，二人相戀。這個故事若發(fā)表在“五四”時期，或亦可轟動一時。

　　娜拉走后怎么辦？各人有各人的答案。各個時代也會有不同的答案，譬如今天有人說“寧可坐在寶馬車里哭”，她怎么可能會出走呢？《青春之歌》相對復(fù)雜一些，小說前半部分是“娜拉出走”的故事，后面則有了新變化，“今日之我”與“昨日之我”戰(zhàn)，娜拉走后再度出走，娜拉抉擇之后再度抉擇。

　　《青春之歌》以林道靜為主角，寫了她的成長，寫了她成長路上的雙重抉擇，思想抉擇和對愛人的抉擇，二者密切相關(guān)。小說將林道靜抉擇的關(guān)鍵時刻安排在新年，這是一個辭舊迎新的時刻。林道靜受到流亡學生的感染，尤其是受到了盧嘉川思想的震撼，對于共產(chǎn)黨逐漸心向往之?！肚啻褐琛防m(xù)寫了《娜拉》，林道靜延長了娜拉的故事。早期的林道靜是胡適的信徒，之后則成了“馬克思的大徒弟相應(yīng)，她讀的書也發(fā)生了變化，改讀左翼的《鐵流》《毀滅》《母親》等。”(1950年代，胡適在缺席的情況下受到了廣泛批判，楊沫或為避時諱，故不說曾受到過胡適的影響，胡適在《青春之歌》中幾次被談及或直接出場，也都被丑化)林道靜早期的愛人是余永澤，他是胡適的信徒，林道靜喜歡他，亦因有較為共同的思想基礎(chǔ)，之后的愛人則是盧嘉川們，他們是共產(chǎn)黨員，這是林道靜心向往之的對象。林道靜終于告別了余永澤，迎來了盧嘉川。行前，林道靜給余永澤留信道，“永澤：我走了。不再回來了。你要保重！要把心胸放寬！祝你幸福。”這是她的第二次出走，第一次是反抗包辦婚姻，表現(xiàn)在反抗家庭；第二次出走是為了革命，還是表現(xiàn)于反抗家庭?！赌壤肥且粋€“五四”時期的文本，《青春之歌》則是一個深具共產(chǎn)黨精神的文本。

　　《青春之歌》的雙重抉擇，可稱為“革命+戀愛”模式。對青年而言，革命與戀愛最讓人向往，最可以為之拋頭顱，灑熱血。“五四”時期，皇帝雖已被革命，但依然天下大亂。先賢以為乃是中國文化出了問題，故須進行“新文化運動”，據(jù)說當時戀愛就是革命，戀愛就是反抗封建道德、制度，就是追求個人自由與幸福，于是自由戀愛蜂起，社會風氣巨變。抗戰(zhàn)之前，中國革命的內(nèi)涵就有了新的變化，就已經(jīng)有了非常清晰的指向，故林道靜拋棄舊我，放棄舊的愛人，更新自己，參與革命，選擇了新的愛人。

　　“五四”之后，圍繞如何救中國，確有很多不同的思路。但大略言之，有國民黨和共產(chǎn)黨兩種思路，有“兩個中國之命運”。歷史和實踐證明，共產(chǎn)黨取得了勝利，解決了內(nèi)憂外患的局面，這條思路吸引了全國人民，自然包括知識分子。當時，很多知識分子冒著生命危險甘愿轉(zhuǎn)向左翼，蓋有由也?？蓞⒁婟R邦媛《巨流河》對聞一多的描寫，齊雖對聞一多持批評和嘲諷態(tài)度，但通過其描寫依然可以見出聞一多為何一步一步轉(zhuǎn)向了左翼。《青春之歌》寫的就是知識分子心態(tài)和立場的轉(zhuǎn)變，這里面有實實在在的內(nèi)容，也代表了實實在在的能量。今日，諸多人批評《青春之歌》，因未設(shè)身處地思索此問題。

　　關(guān)于這些問題，在1950年代曾經(jīng)不言自明，所以《青春之歌》甫一發(fā)表，當時的青年讀之熱血沸騰，心向往之。今天，由于“告別革命”之聲漸起，這些問題都受到了質(zhì)疑。所以，《青春之歌》再度被批評。

　　楊沫一直緊跟時代，《青春之歌》應(yīng)時而做，力挺劉亞光，作《站在八十年代的地球上》及續(xù)篇亦是應(yīng)時。其人一生熱熱鬧鬧，曾風光無限，但亦曾身陷是非之中。之后，楊沫雖然又寫出《芳菲之歌》《英華之歌》等，但不復(fù)有當年轟動，逐漸歸于湮沒?！肚啻褐琛烦粮∪绱酥?，有如此“曲折”的命運，蓋因此書確實觸碰到了真實的能量，成為了時代變化的反應(yīng)器。透過此書之沉浮，既可了解60多年來文學趣味的變化，也可以了解60多年來的精神變遷和風氣轉(zhuǎn)變，更可將其當作一面鏡子，照照我們自己，捫心自問，應(yīng)該如何處理自己與時代的關(guān)系。

　　時也，命也，令人慨嘆。問蒼茫大地，誰主沉浮？